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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当然，更重要的是师资力量雄厚。浙大主张“文理兼修”、规定所有的名教授都必须上基础课，在大学一年级的讲坛上，可以看见校长竺可桢、文学院长梅光迪、理学院长胡刚复、工学院长李熙谋、农学院长卢守耕、研究院长郑宗海，还可以见到陈建功、苏步青、王国松、王葆仁、李寿恒、马一浮、何增禄、王淦昌、贝时璋、谈家珍、卢嘉锡……全是名震学界的大师精英。

抗战时期，遵义没有遭到过日军飞机的空袭，所以浙大的师生不必象其他学校那样“跑警报”，可以十分从容的在教室里或者小河边专心读书。于是，后来，在遵义读书的两千多本科生里，有四十多人成为了中科院的院士——当然，这其中没有包括蔡智诚，因为他刚读到二年级就去当兵了。

44年6月，蔡智诚正跟着实验室主任俞国顺（浙江人，副教授）建造“发电厂”。

当时，遵义没有电力设施，教师备课、学生看书只能使用桐油灯，每个人的眼睛和鼻子都被灯烟熏得黑黑的，看上去十分不雅。于是，电机系的俞教授就准备搞一个小型火电厂，利用当地的煤炭资源发电照明。

发电房的“核心设备”是一台15千伏安的交流发电机和一台四缸45马力的煤气机，都是从云南淘来的二手货。几个人“叮叮咣咣”的修了一个多月，好不容易让它们派上了用场。

试运行的头几天，厂房里来了一个中央军校的教官，他说自己要结婚了、让发电厂给他的新房装两盏电灯。可是，这位军官的住宅与浙大的校舍是反方向，给他装电灯非得专门拉一条回路不可，于是俞国顺就没有同意。这下子，教官火了，抄起军棍“乓乓”几下、把俞教授的脑袋敲了个洞。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教授被教官打了一顿，也只能忍气吞声。俞国顺躺在病床上长吁短叹，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还说“看来雷海宗先生的理论是正确的，没有真正的兵，就没有真正的国民……”

俞国顺提到的这位雷海宗，是西南联大的历史学教授，他写过一本书——《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雷先生的观点大概是：中国旧文化是“无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对兵戎之事不了解、不关心，致使流氓无赖充斥行伍、军队的素质低下，不能满足文明社会的要求。雷先生认为，“无兵的文化”使得国家“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没有国民，也就是没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张有知识的人应该去当兵，因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他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修炼“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来振兴民族的风气。

雷海宗的这个理论多少有点尼采的味道，虽然要求社会变革、却不反对军事独裁，所以得到了蒋总裁的赞成。当时，主管贵州党务的张道藩（国民党海外部长）拿着雷教授的书到浙大来搞宣传，“青年军”的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也到学校来做演讲，提出了“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动年青学子们去当兵。

可是，在浙江大学鼓动了半天，却没有人报名参军——这是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兵役法》规定，在校读书的学生可以免除兵役；另一方面，浙大的校长和老师也反对学生从军。

浙大的教授们觉得，雷海宗的理论近似于“法西斯蒂”、是“以军国主义对抗军国主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主张青年学生应该好好读书，认为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知识，才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最佳途径……

蔡智诚原本也是准备听从老师的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可是，军校教官的几棍子，不仅敲破了俞副教授的脑袋、也把蔡智诚打糊涂了，他想：国军教官的素质尚且如此，士兵的野蛮又该到了何等地步，让这些流氓一样的军人保护国家，社会的文明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那天下午，蔡大学生带着这个困惑回到家里，没想到却又遇到了另一件烦心事——姐姐被乱兵打伤了。

44年夏天，国军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大溃退引发了难民潮。当时，在四川的人听说湖南湖北败了、认为重庆很危险，就想往贵州和云南跑；在贵州的人看见日军进了广西、恐怕国军抵挡不住，又想往云南和四川跑；而云南边境也在打仗、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了，昆明的人也觉得危险、也想往外跑……于是乎，位于云贵川三省要道的遵义县就成了难民聚集的中心。

遵义设置了许多“难民救济站”，五花八门。

一类是政府的民政机构，他们在衙门里办公，有赈灾款、可以征用民房、还能调动警察维持秩序。但他们要检查求助者的身份证、难民证和疏散证，对证件不全的不予理睬。逃难的民众大多没有携带证明文件，因此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帮助；另一类救济场所是各省的“同乡会”。他们在庙宇祠堂里实施救济，不查证件、却要分辨口音，只有自己的老乡才能有饭吃、有地方住。

“美国援华协会”也在路边搭建了“救济棚”，设有治疗室、厨房、浴室和厕所。他们不查证件也不辨口音，每天提供两顿饭，但只接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对年青男子概不欢迎。

蔡智诚的姐姐蔡智慧在“救济棚”里当医生，负责救治女性患者，她的工作区域是不许男人进入的。可就在那天上午，棚子里突然闯进来几个国军士兵，翻箱倒柜、吵着要什么“盘尼西林”，蔡智慧一边赶他们出去，一边解释说这里只是个救济站、没有那么贵重的药品。当兵的火了：“美国人的地方，怎么会没有西药？”，还说“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把贵重东西都偷去卖了！”，骂了许多难听的话，还把蔡医师给打伤了。

蔡智诚赶到医院的时候，看见姐姐的病床前聚着许多同事，好些人气得直哭。“援华协会”的负责人马力（Mariotte）先生正冲着遵义县长大吼大叫：“中国的军队太糟糕！中国的军人太野蛮！”，那倒霉的县长只有连连点头，保证一定“严惩肇事的歹徒”。

看到这个场景，蔡智诚的心里十分难过。他觉得，马力先生骂县长，实际上也是骂了所有的中国人。

当天晚上，在留给父亲的信中，蔡智诚这样写道：“国家沦落到如此地步、军队堕落到如此地步，处罚几个犯罪的士兵有何成效？而今看来，雷海宗先生所言极是，知识者应投身行伍，努力改造旧军阀之流氓习气……需要以文明之思想兼勇敢之精神建立起新式高尚之军队，方能切实承担保护国民之重责……”。

于是，这个二十二岁的大学生拿定主意不念书了，要去“改造旧军队”。

第二天，他跑到教务处办理退学手续。浙大的训导长费巩（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45年被军统暗杀）听说蔡智诚准备去参军，考虑了一阵，在申请书上批示：“准休学一年”——学校给他保留了学籍。

就这样，1944年6月，浙江大学电机系二年级的蔡智诚同学弃笔从戎，满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走上了抗日的战场。

离开学校，蔡智诚就琢磨着到哪里去报名参军。

按理说，招兵的地方多得很，县、区、乡各级公所都在办理兵役。遵义当地就有个“师管区”（贵州省有两个师管区，另一个在镇远），下设“补充团”，隔三岔五的往前线送人。可蔡智诚却不愿意在那里报名，因为“遵义师管区”的新兵都是补充到89师、102师、103师和新8师的，他不想进黔军部队。蔡智诚的愿望是加入“青年军”——蒋经国主任在浙大演讲时说过：“青年军是高素质的现代化军队，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希望”。

想进“青年军”，最简便的办法是去找柏辉章。

44年，柏中将正在家里赋闲，手里无职无权。但是，他先前当赣南警备区司令的时候，赣南专员蒋经国是他的副司令，蔡智诚心想：如果请柏将军写张条子，到青年军去找如日中天的蒋主任一定没问题。

蔡家与柏家是街坊，两家大门距离不过四十米，彼此都是熟人。蔡智诚到了柏公馆，说明来意，柏辉章笑了笑，二话不说就磨墨捉笔、准备写介绍信。可正在这时候，柏家大爷从楼上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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