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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终结’记录的是一批怀着激情跨越国境、支援世界革命的知青们的命运。我愿意称他们是最后的知青，是知青运动的句号。他们的传奇经历和悲怆命运是一代知青的缩影。历史不应有空白，但是云南边疆那些深入到泰国、缅甸一带金三角地区奉献青春和生命的一群，却是陌生的一群，记录他们就是记录鲜为人知的历史足迹，同时鲜活的血肉文字何尝不是一种精神载体？如今，当年的知青已经是今日新一代青年的父母，解读父母也需要一种文本。”

坐在邓贤旁边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人脚印插话说：“原以为知青题材的作品，现在不会太热销，可这期《当代》杂志一出就脱销，不得不马上重印。于是，我们出版社一下就赶印出版了10万册《中国知青终结》，竟然也成为图书市场的一大亮点。读者评价，这是近十年来难得一见的一代知青的反思读本。看来，终结不了的，是人们对历史的思索和对未知的探求。”

不等邓贤再开口，同是30年前知青的《报告文学》主编李炳银就发表看法：“今天的知青，应该忘记自己的知青身份，融入整个现代社会生活中，这样就更能清楚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认识人生，从而以一种更博大的心胸和眼光对待历史、现实和理想。对于写作者，也同样如此”。

下乡插过队的作家罗点点赞同李炳银的观点。她说：“我怀疑中国知青文学存在的必要。甚至怀疑知青文学概念的真实性。或许只有忘却自己的知青身份，才有可能创造一种宏大的叙事，真正回归生活本身。”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高洪波，则从知青文化的角度看问题：“知青的那一段历史和特殊经历，可以当作一种特定的文化生态现象来研究，切入的角度可以是多样的，值得回味和深思的东西也很多，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包裹其间，需要在学术的高度来把握。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今天，有许许多多当年的知青，在各行各业的关键岗位上展示卓越的才华、品格和创造力，成为社会的一股可靠的中坚力量。这是值得我们这些知青引以自豪的。”

一个作家写的一部有关“终结”书，可以引发人们永不终结的话题和争论，文化与文明就是这样被促进和提升。与会者还是想知道邓贤，那个写过《大国之魂》和《中国知青梦》等轰动作品的人，为什么偏偏要用“终结”的字眼来命名？邓贤不改其浓烈如泸州老窖般的情感表达方式：“我要感谢《当代》主编高贤均，他曾在病中托人嘱咐我在写‘终结’时超越自己。可惜，我的书稿完成，他却已经猝然离去。说到‘终结’，我希望终结的只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狂热、虚妄和幻灭，而永远延续的是不败的青春、热诚和理性。就文学创作的历险和终极真理的探求来说，谁说‘终结’不是一种发端？”

1。葬礼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云南边疆一座小县城，一个残疾人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残疾人走得很偶然，死因为心脏破裂，医生认为这种疾病并不常见，发病率大约为万分之一。残疾人在小城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所以邻居好几天才发现他已经死了。民政局派人来料理后事，出人意料地发现一张银行存折，上面的金额竟然有一万元之多，这笔钱在许多年前平均月收入只有一百元的小城人眼里决不是个小数目。残疾人平时靠替商店守夜和捡破烂维生，他居然积攒起这么大一笔财富来，着实令民政局同志感到惊讶。后来他们又在死者枕头下面找到一只小本子，上面记载许多姓名地址，这些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死者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都加注了一些数字。民政局同志把这些分散的数字加起来刚好是一万元。他们猜想死者生前可能欠了别人的钱，或者这些人曾经帮助过残疾人，所以他在死后要把这些人情债了断。

民政局同志按照本子上的地址发出通知。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人很快从全国各地赶来了。他们中间有一些也是残疾人，拄着拐杖或者坐在轮椅上，当然更多都是手脚健全的男人和女人。这些人都是一些衣着朴素的中年人，他们看上去个个庄严肃穆，都把悲痛隐藏在一种钢铁般的表情后面。这些从天南海北赶来送葬的男女人群激发小城居民极大的好奇心，他们纷纷瞪大眼睛打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同残疾人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为一个不起眼的守夜人送葬？难道残疾人生前还有什么重要的秘密不为人所知吗？

下葬那天，人们的好奇心终于达到顶点，他们看见那个默默无闻的死者被换上新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那些远道赶来的人们好像为亲人送葬一样悲痛，送葬队伍络绎不绝。类似这样隆重的葬礼在小城居民的记忆中实不多见，他们记得1976年有过一次，那是为北京的毛主席开追悼会。死者骨灰葬于城外一座荒山上，山上光秃秃没有树，那些外地人就动手在山坡上植下一片小树林。有树林做伴，那座坟墓也就不再寂寞，残疾人当含笑九泉，化作一片浓浓的绿荫与大地同在。

客人们临走前把那一万元捐献给当地希望工程，以救助因贫困失学的孩子。客人留下的惟一心愿是，希望孩子们每年清明节为荒山种下一棵树苗，以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

后来当地人在那座残疾人坟前看见一块小小的墓碑，墓碑上铭刻的字迹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革命战士＊＊＊之墓。残疾人原来是个隐名埋姓的英雄，就像从前那些解甲归田的老红军老八路一样，那些人当然都是他的战友，不然他们怎么会那么崇敬他，大老远赶来为他送葬呢？

当地民政部门否认了人们的猜想，他们证实残疾人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回城知青，在他的档案材料和简历中并没有任何部队立功受奖证明和伤残军人的退役手续。

2000年我专程来到这座交通不便的边疆小城，我看见山头上那些人工林已经有碗口粗，领路朋友通过一番努力才找到被荒草淹没的石碑。我看见石碑上字迹已经剥落，就像一张陈旧而模糊的老照片。我站在凉风习习的山坡上，目力所及的小城之内有一座树木葱茏的烈士陵园，那是1949年为解放小城而献身的革命烈士栖身之所。我看见更远处的山坡上还有一座规模更加宏大的烈士陵园，那是1979年自卫反击战牺牲烈士的长眠之地，人们纪念他们是因为他们完成为国捐躯的神圣责任。而我面前这座不起眼的土堆里栖息着一颗被人遗忘的灵魂，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是朋友告诉我，每年清明都有小学生上山植树，这项活动已经成为当地一个传统。

我不知道这位默默无闻的残疾人生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他死后是否得以实现，但是社会进步的任何结果都与他无关，这不能不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我对死者的全部尊敬在于：他以一种庄严的姿态去殉一个神圣的事业，但是却毫无回报。如今他像风一样去远了，留给我们一个残疾人的背影，但是他始终站立着，那是一种精神，就像十字架上那个永远不死的精神一样。

后来我终于得悉死者的部分人生简历。他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一个下乡知青，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切·格瓦拉式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从金三角战场上归来的游击队战士。

2。修车匠

修车匠姓唐，是个伤兵。我认识老唐的时候他穿一件快要分不出颜色的军便服，坐在一辆旧自行车改装的轮椅上。他的工作是修自行车。老唐没有腿，他的两只裤腿看上去空空荡荡，尽管他的轮椅上放着一对假肢，但是我看见他大多数时间还是宁愿把自己放在轮椅上。

我是在街头上认识他的。我问他为什么不到荣军院或者福利院去？他抬起头来反问我：我能工作，我有家，为什么要去那种地方？

老唐生于1951年，也就是说他与抗美援朝（50年代）或者抗美援越（60年代）都没有关系，所以我得出结论，他的轮椅生涯应该从自卫反击战（1979年）以后开始的。但是修车匠不同意，他说你搞错了，我没有参加过自卫反击战，1979年边境打仗时我已经在床上躺了整整五年。

我很惊奇，我说那么你为什么失去双腿，一场事故？车祸？

他说：踩上地雷。轰地一声，我就变成现在这样。

我更惊讶了，我说为什么踩上地雷？“文革”武斗？

他笑起来，脸上写满自豪。他说：你听说过境外知青的故事吗？告诉你，我是个境外知青，为金三角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

应该说我对境外知青并不陌生，我在云南边疆当知青多年，我的同学中就有人越过边境参加了金三角游击队。我没有想到修车匠是个境外老知青，他的处境令我十分关注。

伤兵老唐至今没有工作，我说的“工作”是指国营单位。老唐的职业是一个街头修车匠，依靠一双灵巧的双手为顾客修理自行车，我认为劳动本身没有贵贱之分，任何自食其力的劳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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