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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来干什么？首先要表明与兄弟的苏联党、国家和人民友好合作的愿望。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各种有关问题。中苏两大国的友好合作的继续发展，必然对于中苏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事业，都将有更重大的贡献。

由于赴苏时间仓促，周恩来到莫斯科后才发现，我方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些文件有漏洞，比如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

在这个节骨眼上出问题，是周恩来不能容忍的。他拿起电话，要通了代表团其他成员的住地，严厉地批评了负责此事的柴树藩：“年轻人对待工作应该尽职尽责，一点疏忽和差错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总理的这番批评非同小可，柴树藩立即找来有关人员对这些数字进行了重新核对并改正过来。数字虽已改正，但柴树藩心中的内疚却很深，心理负担沉重。

另一边，周恩来批评完后，也感到对一个初临大事的年轻人似乎批评太重了一点。

第二天，周恩来专程来到代表团住地“苏维埃饭店”看望大家。（45年后的1997年秋天，当笔者来到这家饭店专门寻找当年周恩来向柴树藩道歉的地点时才发现，这家饭店离周恩来的住处并不近。更有意思的是，当年苏联的一些街道、建筑、地名现在几乎都已改名换姓了，而这家饭店仍然保留着原名，且在它的总经理办公室内仍然留着列宁的巨幅画像。）

在这家“苏维埃饭店”吃饭的时候，周恩来特意举起一杯白兰地，来到柴树藩面前，向他碰杯敬酒，并微笑着说：

“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

话是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但周恩来的这一杯敬酒，一下子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在场的人深为周恩来这种严谨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所折服。

斯大林对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此次来访高度重视，在一个月时间里多次同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正式会谈。

周恩来向斯大林详细介绍了中共中央对朝鲜战局和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中国代表团将同苏方商谈的有关问题，并将《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等文件的俄译本送交斯大林和参加会谈的苏联政府代表团。

对周恩来的全面介绍，斯大林表示满意。他笑着说：中国三年恢复时期的工作，给我们这里印象很好。

对合作问题，斯大林表态：

“愿尽力之所及在工业资源勘探、设计、工业设备、技术资料以及派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或实习等方面给中国以帮助。”

在全面审阅了中国政府的文件后，斯大林对中国“一五”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20％，是勉强的。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原则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产值每增长1％，其增长的总量总是比过去的大。我建议工业建设的增长速度，每年上涨可降到15％或14％。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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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张“考卷”（5）

对中国政府只准备公布编制好的五年计划的方针而不公布整个具体计划一事，斯大林提出：

“应该使人民知道，不能只提方向和方针。看来非公布不可，群众是愿意知道数字的。五年计划究竟公布不公布，这是你们的事，由你们自己决定。”

苏联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愿意为中国实现五年计划提供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

斯大林的表态，为中国代表团在苏联开展工作开了绿灯。他还指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米金组成苏联政府代表团同中国政府代表团商谈各项具体问题。

对中国的“一五”计划，苏联老大哥提了许多非常好的建议。双方在莫斯科反复协商。

为提高效率，也使自己和陈云、李富春超脱一些，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并研究解决一些急需处理的重大问题，周恩来把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按业务性质、工作关系分为若干相应的组，让各组分头同苏方各有关部门直接商洽，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苏联援助中国的具体项目。

经过双方多轮会谈和各小组的紧张工作，到9月中旬，所谈项目终于有了一些眉目。9月12日晚，斯大林特意设家宴招待周恩来等人。家宴上多了几位客人，一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还有两位是朝鲜首相金日成和外务相朴宪永。他们三位是9月1日秘密飞抵莫斯科的，来苏的目的，是与周恩来一起同斯大林商谈有关朝鲜战局和停战谈判的问题。

席间，周恩来说：“朝鲜战争推迟了世界大战，毛泽东同志的估计是5年、10年、15年不可能爆发世界大战。”

酒桌上谈笑风生的斯大林赞同这一看法：

“毛泽东的估计是对的。但要说明一点，美国没有本领进行大战，它的英法朋友更不行，人民也不愿打仗。”

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等世纪伟人对形势做出的这种准确估计，使得他们能够抽出精力来考虑国内建设问题。这次家宴，几位领导人喝得都很尽兴，亲切友好的气氛一直持续到深夜，方才互相道别。

第一批文件的签字仪式定在9月15日。这天，周恩来和斯大林各率双方人员出席了《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等文件的签字仪式。

在签订的《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中，苏联政府允诺向中国政府贷款70万卢布。

苏联援助中国的其他项目，由于还需进一步详细研究、核算，在时间上至少需要两个月。而国内的千头万绪的工作不容许周恩来在国外停留过久。

橡胶协定签完以后，周恩来又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下一步的工作做出了详细安排。按预定计划，他将携陈云、粟裕等人回国，留下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全权领导各组继续与苏方谈判。

9月24日，周恩来平安回到北京。当天就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代表团就“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方面商谈的情况。会议根据苏联方面的一些意见，继续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和任务。

虽然离开了莫斯科，但周恩来仍然继续密切关注和直接过问中苏双方在莫斯科的会谈进程。李富春在谈判中遇到重大问题时，直接打电报向周恩来和毛泽东请示。每次周恩来都及时审阅这些电报，并在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研究商定后，以最快的速度给予明确指示和答复。

经过艰难的工作，到1953年4月，苏联援助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项目的协定基本谈妥，剩下的工作就是签字了。为趁热打铁，李富春接连从莫斯科致电和致信中共中央，请求指示。

4月30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致李富春电，指示非常明确：

“我们同意你在来电和来信中所提的各项意见。请你即向米高扬同志表示：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协定的议定书》、《协定的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附件》、《议定书附件》及《两个清单的附注》等8个文件，并完全满意和感谢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给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这样巨大和长期的援助。中国党和中国政府愿尽一切力量完成这些文件所规定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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