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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1页）

轻松的回答背后支撑着的是一个伟人的气魄！

当法拉奇谈到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说：“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邓小平谈到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他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

后来，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在这次提问中，法拉奇问到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

她说：“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都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对此，邓小平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直截了当地说：“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邓小平说：“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我们不知道。”法拉奇回答说。

邓小平就进一步解释说：“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法拉奇的问题总是让你无法回避。

“零分以下。”邓小平的回答更是没有丝毫虚伪。

“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法拉奇很自然地提出了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小平静静地抽了一口烟，然后伸出手来，指着法拉奇手中的采访本，一字一句地认真地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就这样，长达4个小时的两轮“考试”结束了。

8月28日，意大利报纸发表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随后世界各国报纸纷纷做了转载，并发表评论说：“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还有评论说：“中国领导人讲解今后党的路线的轮廓是极为例外的。”

两年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他对邓小平说：“我看到你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在世界上所有领导人当中，你是惟一同法拉奇谈话取胜于她的人。”

□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邓小平顺利通过了“考试”，他的成绩如何？历史和人民都已经有了最好的评价。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法拉奇的中国之行，邓小平与她两次畅谈，绝非是邓小平的应急之作，而是他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经过周密思考的结果。

据《邓小平思想年谱》记载，就在邓小平和法拉奇8月21日和23日谈话之间的8月2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小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说：“现在准备搞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把建国后30年的历史清理一下。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央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作一个结束。”邓小平还指出，“十二大就讲新话，讲向前的话。”

而就在通过法拉奇“考试”之后的整整10个月后，1981年的6月22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于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他仍然强调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他严肃地说：“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接着邓小平还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定稿发表了看法。他说：“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1981年6月29日，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195名中央委员、114名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53人，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见证了这个“写作长达一年，中间经过4000人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的讨论和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讨论等四轮讨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后通过的情景。

我想，4年之后，当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纳塔的时候，他之所以高兴地说他同法拉奇谈了七八个小时，给他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并深有感慨地说他“总算通过了考试”，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通过并公布于世是血脉相连的。

如今，这场特殊的“考试”早就结束并已经成为历史。为了中国的未来，邓小平在这场其实是自己给自己设置的考试中，到底能得多少分已经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邓小平以他清醒的睿智、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给现代中国和世界赢得了稳定、发展、和平与进步。

邓小平以他超群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给历史和人民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一对一，面对面

———邓小平和华莱士

和法拉奇一样，华莱士也不失为世界一流的新闻记者。他出生于波士顿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从事新闻事业，曾先后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广播中心和底特律广播电台就职。1968年起他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从此在美国家喻户晓。他的名气不仅仅因为他主持节目，还因为他有辉煌的采访业绩。他曾采访过“水门事件”、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单独采访过的国际风云人物就有十多个，如：约翰逊、尼克松、里根、霍梅尼、萨达特、贝京、巴列维国王等等。

1986年，他又把镜头对准了中国的邓小平。这不仅因为邓小平有着传奇般的政治生涯，而且是推进中国现阶段改革的主要人物，由他倡导、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短短的几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邓小平说，接受华莱士的采访是“想借这个机会同美国人民见见面，使美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了解中国”。因此搞新闻的华莱士自己成了新闻。

1986年，对邓小平来说，的确是不平凡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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